2021 年，沙特主權財富基金（下文簡稱 PIF）以總價 3 億英鎊（約合 3.67 億美元）收購英超俱樂部紐卡斯爾聯隊，最終拿下紐卡斯爾 80% 股份，剩余 20% 則由斯塔維利和英國富商魯本兄弟平分。
據 BBC 的報道，本次收購計劃早在 2020 年初就已開始。耗時一年時間，PIF 終于得償所愿。在世界足球領域，中東資本向來無往不利，這次收購案再次證明了「阿拉伯式 Moneyball」的威力。
然而近年來，中東資本似乎轉向了新的投資標的，根據我們的觀察，至少從最近半年的情況看，其在電競及游戲領域投入巨額資金，數額之大，足以讓任何足球迷們汗顏。
僅今年上半年，中東資本在電競游戲領域總投入已經超過 100 億美元。如果將紐卡斯爾聯隊作為計量單位的話，中東人這半年在電競游戲產業投資約合 27.25 個紐卡斯爾（后簡稱：卡，1 卡 =3.6 億美元）。
今年一月，沙特公司 Savvy Gaming Group（下文簡稱 SGG）以 10.5 億美元和 5 億美元的的價格并購了兩大知名電競賽事主辦公司 ESL 和 FACIT。電競史上第一個金額超過 10 億美元的收購案就此誕生，在這次收購中，SSG 共投入 4.3 卡。
短短半年時間，中東資本注資了全球多家電競 / 游戲相關公司，EA、TAKE2、暴雪共收到了來自的薩勒曼基金會的 32 億美元（8.89 卡），任天堂拿到了來自 PIF 的30 億美元（8.3 卡），卡普空、NEXOM 等公司也收到了來自中東資本共計12 億美元（3.33 卡）投資。
中東土豪有錢、熱愛電競早已世人皆知。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中東人之所以能在半年內向電競游戲產業投資百億美元，僅僅是因為他們有錢愛玩？或者說，在他們眼中電子競技在他們眼中是下一個能為他們帶來高回報的風口標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眼光不能僅停留在某個沙特富豪身上。針對電競游戲產業如此大規模的集中投資，個人行為已經很難闡述其原因，或許需要從國家層面上尋找答案。
時至今日，全球僅存五個君主專制國家，其中有三個在中東。絕對的權力伴隨著無可避免的人權問題，中東地區的國際形象逐年惡化。在這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可以說是近十年來最聲名狼藉的國家之一。
2018 年的 10 月 2 日，多次抨擊沙特政府的記者賈邁勒 · 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遇刺。在使館中，卡舒吉遭遇了嚴刑拷打，被注射過量藥物導致死亡，最終被肢解運出了大使館。該謀殺案被曝光之后，外界紛紛將矛頭指向沙特王室和政府當局，王儲 · 本 · 薩勒曼也承受了來自各方的譴責。
卡舒吉遇刺案之后，已經為 911 事件「還債」18 年的沙特再次被和聯系在了一起。2019 年 12 月 6 日，一名沙特少尉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學校朝美軍士兵開火，最終導致 3 人死亡，8 人受傷?！富亍菇M織也門分支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宣稱，為此次事件負責。
糟糕的國家形象阻礙了沙特招商引資、吸引人才，而這種印象對于沙特乃至整個中東地區的長期發展而言，將會是主要的阻力。品牌、個人都要為自己的一言一行付出相應的代價，更何況是一個國家。
事實上，為了轉移國際對國家人權問題的注意力，沙特當局可謂不遺余力。而通過體育公關國家形象，早已不是新聞。那么，沙特人為什么會認為，體育是提升自身國際形象最好的工具呢？
一種觀點認為，體育賽事展現了運動員們積極拼搏的姿態，它能夠將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龐大的正面流量效應。通過專注于運動員們在競技場上的表現，觀眾們的注意力會在短期內被轉移。從這個角度來看，體育賽事的確有著一定疏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除此之外，觀眾們也樂于將體育的美好記憶附著在特定的物件、場景甚至文化上。體育迷們的這種愛屋及烏，也成了國家或品牌提升自身美譽度的常用渠道。
多年來，沙特在 F1、西班牙超級杯、達喀爾拉力賽、甚至高爾夫等體育項目上都有過巨額投入。曼城、紐卡斯爾等足球隊背后同樣也是沙特資本。對于包括沙特在內的中東力量來說，體育運動和賽事是再好不過的宣傳工具。
也正因如此，西方媒體肆無忌憚地將 「體育公關」（Sportswashing）這個詞套用任何中東資本相關的體育投資事件上。根據英國衛報于去年 3 月的報道，不算場館、體育設施的建設，以及球隊收購，僅沙特阿拉伯一國在各大國際賽事上就已經動用了超過 15 億美元的體育公關資金。
與體育一樣，新生代產業電子競技也有著呈現選手積極向上的競技精神，以及吸引公眾注意力的功能，而與傳統體育不同的是，作為一款公關工具，電競和游戲確實更能抓住年輕群體。
可以看出，相較于體育公關，以沙特為代表的中東各國在電競游戲領域的投入手筆更大，投資也更為密集。除了以上這點原因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沙特人正急需一個新的公關陣地。
體育公關（Sportswashing）一詞最先被使用是在 2015 年， 被用來描述阿塞拜疆在人權記錄不佳的情況下舉辦歐洲運動會。
而在短短的七年時間里，體育公關這種手段已經被中東資本頻繁使用多次，以至于中東人每次在體育領域有所投資，輿論都會率先從體育公關這個角度審視其動機，無論其背后的真實目的為何，體育公關開始承受著來自各界的反噬。
今年 6 月 14 日，高爾夫賽事 LIV 在倫敦開幕，前文提到的沙特資本 PIF 為這項賽事提供了 20 億美元的資金支持。LIV 高爾夫賽事連同紐卡斯爾的收購案在內，被各界輿論輿論指控為「最新一例體育公關」，且均為轉移卡舒吉刺殺案公眾注意力的公關手段。
進一步而言，相較于體育，電競有著自己的特殊屬性。無論你多有錢，也無法買下足球這項運動本身，但中東沙特資本的確有能力買下游戲公司和他們背后的電競賽事。
文化輸出是一件潛移默化的長期工作，電競和游戲的年輕受眾們又是一個極容易受外界影響的群體。這樣的話，或許讓 ESL 的決賽常駐迪拜或者利雅得，或是在新《拳皇》中加入一個阿拉伯武士角色，都算得上是新一輪電競公關的開始。
當然，如果僅僅把電子競技和游戲簡單看作沙特的新公關工具，也未免過于片面。從國家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沙特在正急需一些新鮮行業來打破資源型國家的桎梏。
沙特的絕大部分財富來自于石油，他們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也依賴于石油資源的穩定供給。作為一個傳統資源型國家，沙特也就注定會依賴于單一生產部門的收入，并由政府統一整合后，通過社會再分配體系輸送給民眾的「食利模式」。自 20 世紀 40 年代沙特石油商業化開采以來，這種「食利模式」既是沙特王權存續的基礎，也是這個國家維持穩定的關鍵。
縱然沙特對外宣稱，已經探明的石油儲量可供開采 309 年，但「食利模式」給沙特帶來的困境，如今已經逐步顯現。
由于沙特政府過度依賴資源出口帶來的收益，而將大部分財政預算撥給自然資源相關產業，忽視了在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國民多從事勞動密集型的資源行業工作，且往往習慣了高福利、高補貼的安逸生活，對知識和技術的追求動力不足，本國勞動力整體素質較差。（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rvaldur Gylfason, 2001）
經合組織 OECD 曾公布過一組數據，沙特 24-35 歲的年輕群體中，僅有 25.8% 接受過高等教育，在 46 個成員國僅排行第 38 位。在中東的石油大國中，教育已經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最終直接導致了沙特等國家出現了人才儲備的問題。
根據《利雅得報》多年前的一篇報道，曾有 6 萬 8 千名沙特人應聘 3484 個民防崗位，但最終夠格入選的僅有不到 1200 人?！独诺脠蟆繁硎?，其原因是是很多職位涉及機械維修、保養等技術。而在沙特，民眾卻很少有機會接受這些技術的系統教育。
維修、保養等基礎類工種尚且如此，創新型人才更無從談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2021 年公布的數據，沙特阿拉伯 2020 年創新指數為 30.94 分，排名第 66 位，相較于 2017 年（36.2 分）又下降了 11 名。
2015 年起，「去石油化」成為了沙特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而在這個進程中，向來不被教傳統文化所接納的電子競技與游戲，也逐漸在沙特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聊這一個話題之前，有一點需要明確。無論是上文提到的國家形象問題，還是資源型國家所面臨的困境，都并非僅靠電競這個新興產業就能夠一手解決。沙特面對的困境是長期的，電競游戲行業的異軍突起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些微觀的幫助。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在沙特轉型這一宏觀進程中，電競身居何處。
2015 年 1 月，時任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 · 本 · 阿卜杜勒 – 阿齊茲去世，其子薩勒曼 · 本 · 阿卜杜勒 – 阿齊茲 · 阿勒沙特（下文簡稱老薩勒曼）繼位。上任之后，老薩勒曼任命自己的兒子小薩勒曼為新部門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
而小薩勒曼上任新職位后的最重要的一項舉措，就是頒布《沙特 2030 年愿景》（Vision 2030，下文簡稱《愿景》），在小薩勒曼和他的追隨者們看來，沙特有望通過《愿景》擺脫單一的經濟發展模式，走出困境——擺脫單一的發展模式（去石油化）、宗教溫和化、和社會世俗化成了沙特轉型的三個關鍵詞。
長期以來，宗教一直是限制沙特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阻力。在電子競技之前，沙特的公共電影院就是保守宗教氛圍的第一個犧牲品。隨著 20 世紀 80 年代極端保守的宗教意識形態崛起，沙特政府在宗教界壓力之下關閉了該國所有電影院。直到 2018 年，沙特才重新開放了公共電影院。至此，沙特電影院已經被關閉了 35 年。
可以想見，更加娛樂化的電競和游戲會被沙特飽受宗教家庭視作何等洪水猛獸。盡管電競和游戲并不為圣訓和《古蘭經》所禁止，但保守的宗教氛圍仍然是沙特電競和游戲產業發展最大的一塊絆腳石。針對這一點，《愿景》中的「宗教溫和化」算是為沙特的電競游戲解了套。
2017 年，沙特成立了「薩勒曼國王圣訓中心」，王室通過法令成立宗教學術委員會，召集世界教學者對《古蘭經》和教圣訓進行科學化、溫和化解讀。而在「薩勒曼國王圣訓中心」成立之后，學者們對于電競和游戲的再解讀，也開始助力這個行業的發展。
一些學者開始宣稱，若游戲內容本身不包含非（例如、反教義）內容，且教徒并未因游戲而忽略自身職責的情下，則電子競技和游戲都可被看作是「的」（HALAL）。在這套理論之下，電競選手們的比賽訓練應該被看作是盡「自身職責」，有了宗教角度的支持與背書。
而在社會世俗化這一面，《愿景》提倡多元文化，并表示將推動沙特國內內娛樂產業的發展，改善民眾的文化生活。
對此，沙特政府已經開始以實際行動支持電競游戲行業的發展。其中，沙特通信與信息技術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CIT）和游戲設計學院 DigiPen 合作推出了「游戲改變者」（Game Changer）計劃，旨在為沙特游戲行業提供職業道路。
在今年利雅得舉行的 LEAP 科技展上，沙特通信與技術信息部長阿卜杜拉 · 阿爾斯瓦哈（ Abdullah Alswaha ）就表示，沙特將對未來技術進行超過 64 億美元的投資。這些投資包括對企業家的支持，對數字和云部門擴張的貢獻，以及對電競和游戲產業的資助——這是沙特快速增長的產業。
在擺脫發展模式單一這一命題下，小薩勒曼也對這電競游戲產業的貢獻有明確的要求，他計劃在 2030 年讓電競與游戲相關產業創收達到國家總 GDP 的 0.8%-1%，相當于每年 213 億美元。而在《愿景》頒布初期，這個數字僅為目標的 0.7%，這大概也能解釋，小薩勒曼旗下基金會 MiSK 會在今年上半年大肆投資電競游戲行業這一決策。為了完成這一 KPI，王室和政府自然要先做出表率。
為了進一步刺激電競游戲行業的發展，沙特政府聯合中東廣播中心 MBC，在人造城市 NEOM 中建立了一個游戲工作室和一家電競學院，這兩項舉措都旨在為有抱負的游戲從業者和準電競選手們提供資源，并鼓勵競爭。
當然，除了上述這些碰壁之外，沙特的電競和游戲產業并非一無所獲。在《愿景》的庇護下，許多沙特職業電競選手有了更多的比賽機會和更大的平臺。越來越多的電競賽事開始在沙特落地。
2020 年沙特為了 PUBGM《刺激戰場》的邀請賽賽事，斥資 2000 萬歐元打造了一個智能電競場館，而就在下個月，沙特將在首都利雅得舉辦一項名為 Gamers8 Festival 的電競賽事，這場賽事為期八周，包含火箭聯盟、DOTA2、堡壘之夜、PUBGM、以及彩虹六號：圍攻這五個項目，這項賽事的總獎金達到了 1500 萬美元。
而為了吸引年輕觀眾來到現場，主辦方沙特電競聯合會（SEF）還將在這八周時間內開始大型現場演唱會，以及大型線下電競交流峰會。在宣傳語中，Gamers8 的主辦方寫道，各位游戲玩家、電競受眾都是電子競技的「股東」，年輕人將成為這次本土電競節的主導者。
國際管理咨詢機構 BCG 曾公布過一組數據，沙特全國的職業電競選手總數為 100 人左右，這個數字僅占沙特游戲玩家總數的 0.005%。相比之下，在電競和游戲產業都更為發達的美國和韓國，這個比例分別為沙特的 6 倍和 8 倍，跟玩家基數最大的中國更是無法相提并論。
沙特民眾并不缺乏對電競和游戲的熱愛，但橫在他們和職業賽場之間的三個障礙，看上去似乎難以逾越。
首先，社會結構和宗教信仰的保守，導致了那些以職業賽場為目標沙特玩家難以克服世俗眼光，去追尋職業夢想?？v然，政府已經為電競和游戲產業提供了官方宗教背書，但對于那些長期受保守宗教熏陶的家庭來說，遵從是一回事，認同又是另外一回事。
其次，雖然沙特政府從不吝惜對電子競技和游戲產業的經濟支持，但目前為止沙特仍然極度缺乏本土自營賽事。極端的來評價，對于沙特來說引入 10 個 ESL，可能都不及一個本土 Gamers8 賽事來得有價值。本土賽事的缺失，同樣導致了玩家沒有明確的職業電競途徑。
最后一重障礙，則來自于沙特玩家們自己，衣食無憂的他們多數會將電競作為一項長期投入的愛好，而非夢想或事業。這不代表他們不愛電競，只是說沙特高福利的社會環境之下，沙特玩家們很難擁有去披荊斬棘、追尋夢想的動力。
從《愿景》頒布至今，已經過去了 6 年。在這段時間里，沙特的電競產業有著肉眼可見的進步。然而這種進步，更多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投入，對于一些客觀的底層問題，處理的著實有限。
電競游戲產業本就年輕，需要更多時間進行積累和鋪墊。和對于剛在這個領域起步不久的沙特，則更需要打下堅實的基礎。如果說小薩勒曼和沙特政府對電競的投入代表了來自高層的支持，那么沙特電競現在最為需要的，或許就是一名來自民眾階層的「電競喬丹」。